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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明: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

来源:百度新闻 时间:2018-09-13 12:04:22 编辑:河北省 浏览:319 手机版

2017年9月13—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论坛”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科研院所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是学界颇为关注的话题。与会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各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展开了讨论。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研究方面,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强调要坚持维护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否认它们的共同性,但两者强调两种科学的特殊性是相对合理的,否认共同性却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否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性,就是否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科学品格,这样也就否认了社会科学必须服从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真理检验标准。这样一来,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了,社会科学也就不可能成为科学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者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来题为《努力接受〈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滋养运用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导实践》的书面报告,指出“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经典,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强大思想武器作用。深圳大学韩晗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以侯外庐、胡绳、黎澍、陈旭麓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对中国现代文化的传承发展、近现代意识形态的新陈代谢、“西学东渐”与洋务运动史、半殖民半封建时期的社会观念史、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水平。而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始终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首都师范大学黄延敏则关注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传统文化研究既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共产党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文化传统,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党的理论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进行现代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延安精神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历来是学界研究热点。北京师范大学高龙彬提出,哈尔滨是一个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和开通而逐渐形成的近代新兴城市。作为中东铁路附属地的哈尔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中转站”。十月革命前,哈尔滨的中俄工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展反对俄国及其代理人的反动统治;十月革命爆发时,哈尔滨是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再现”,也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内地的“中转站”;十月革命后,哈尔滨成为苏俄革命者到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指导中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者到苏俄学习经验的“中转站”。因此,哈尔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早传播和实践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尹媛萍关注了罗素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认为罗素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很早就被关注和译介,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社会主义的一个窗口,也构成他们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认识的一部分。罗素在1920年至1921年访问中国期间,对中国应选择何种道路、关于布尔什维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发表了许多演讲,在思想界引起了争论。但在随后的社会主义论战的研究中,又无意中弱化了罗素思想在其中的分量。

二、 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近现代史学群体的重要代表,学者们对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何干之、侯外庐、华岗、吕振羽、刘大年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

对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敏认为:李大钊的历史评论及其历史观不仅与我国传统史论之间存在着血脉相通的内在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对于解释李大钊先后吸纳进化论、唯物史观以及创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框架(突出地表现为《史学要论》)等都具有鲜活而生动的意义。他对历史的兴趣与借鉴、对历史发展所呈现的诸多特点及问题的深刻思考与敏锐把握、对我国传统历史思想与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开放视野与融会贯通、思考方式的开放性与辩证性以及对民众及国家命运的关切与投入,都给我们留下突出的印象。河南师范大学吴成考察了陈独秀的史学思想,指出:陈独秀的一生以劳动价值观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史学方法,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命题,看到了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劳动价值与社会主义趋同,促使国人在“历史周期率”问题上由认知向制度构建的转型,把文明交往视为民族发展的重要环节,他不失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杰则研究了蔡和森的唯物史观,认为:蔡和森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始终坚持在历史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唯物史观是其找到的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他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立足中国实际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分析,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建党初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大学耿化敏关注了何干之与左翼文化运动,指出:20世纪30年代,何干之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留学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背景、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的社会经历,尤其是日本侵华激发的爱国情感,逐渐由改良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共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健将,其在经济学、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中国启蒙运动史等方面的社会活动与理论建树,不仅推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社会科学文化体系的构建,而且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学派的特点与风貌,深刻折射出左翼知识分子在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人生道路与政治立场。乐山师范学院何刚则探讨了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与郭沫若的史学讨论,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的共同研究范式之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开创者郭沫若,进行了坦诚热烈的学术批评。他们之间的学术讨论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平等民主的学术品格;他们在对郭沫若史学进行商榷批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并修正各自的古史研究体系,共同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发展。

民国后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研究,也是学者们考察较多的问题。西北大学兰梁斌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强调要防止将理论教条化、庸俗化,而是要中国化、民族化,结合丰富的历史资料,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推动经典理论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山东大学黄广友指出:在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华岗大概是最有方法论意识、最重视史学方法论思考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史学家之一。他对于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的论证、对于历史的翻案工作即将剥削阶级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对于历史主义的阐扬、对于如何改造传统历史考证学等都作出了可贵探索。山东大学陈峰提出: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早期构建者之一。他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致力于辩证法与唯物论的结合。吕振羽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实验主义、机械论等倾向进行了全面批判。在此基础上,他立意“建设科学的中国史的体系”,倡导加强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树立新史学的考据学”以开展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曲阜师范大学黄仁国比较了刘大年与陈寅恪的史学研究,认为刘大年和陈寅恪在研究中都保持了一定的开放性。陈寅恪并不排斥唯物史观,其史学思想中有明显的与唯物史观相通之处;刘大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指导方针,主张中国的历史学理论建设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要主动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史学成果。温州医科大学叶建等则分析了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社会形象的自我建构,指出: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不仅是当时学界的重要史学流派,同时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社会力量。他们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其史学研究强调经世致用,主张科学与政治的结合。可是,在20世纪前半期剧烈变化的中国政局中,中国共产党要随时准备与国民党做政治斗争,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就很难公开表明其中共党员身份。因此,在很多场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通过对史学论著的研读及日常社会交往,来区分“我们”与“他者”,并通过对群体社会形象的自我构建来表现其学派的治史风格和社会诉求。

三、 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对于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与会者颇为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左玉河指出:以唯物史观指导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会出现对思想史诸多问题认知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不能武断地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正宗,而视对方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对相同的研究对象有不同的认识,有历史认识上或具体观点上的分歧,都是正常的。廊坊师范学院时培磊认为:推动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发展,必须在唯物辩证法的观照之下,对中国史学史进行通贯性探索,撰著内容丰富的中国史学通史。同时在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术难题的解决上,也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政君认为:唯物史观的社会史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界出现的诸多“社会史”类型中被公认程度最高的,也是对近代中国史学影响最大的。但受政治因素影响,此类“社会史”本身也在不断演化,所以,我们讨论它的史学地位与影响,应注意其中的分别,不宜囫囵一体地一概而论。浙江大学张立程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唯物史观到革命史观的转变。唯物史观在20世纪20年代反帝革命的洪流中传入、勃兴,经过30年代学界社会史论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登堂入室,为学界普遍接受。随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思考日趋成熟,中国化的革命史观确立其主流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也在实践上为具有鲜明中国色彩的革命史观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改革开放以来,革命史观再次开启中国化的进程,任重而道远。中国人民大学宋学勤则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共党史的理论建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中共党史高度契合的历史逻辑直接决定了中共党史学科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科学理论,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释放其科学性的,只有把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共党史研究结合起来,科学认识、把握和研究中共党史的重大问题,才能深刻揭示中共党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要不断发展以获得自我变革的能力,必须对现实问题和学术潮流开放,并在具体的中共党史研究实践中回应冲击,以展现其现实生命力。

学者们还讨论了1949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谢辉元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在1949年以前经历了一个不断革命化的过程。它诞生于阶级化的“民族革命运动史”撰述中,面临着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张力问题。这种张力在帝国主义理论引入后得到缓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的基础上实现平衡,“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因之正式出现,并具有了初步的内在形态。而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构建和扩张,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规范性认识逐渐形成,近代史与革命史融为一体,“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撰述主题。中共中央党校刘悦斌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史观与农民战争史研究,他指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进步史学家和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新评价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1930年代初,出现了蔡雪村、薛农山两部用马克思主义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的著作。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明确表述了他对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看法,认为它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首都师范大学曹小文评析了于沛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6卷本的理论创新,他认为该书编撰者在系统发掘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如毛泽东的历史观,李大钊、翦伯赞等人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历史所形成的一些方法性的认识,乃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探索等,都充分显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继承性与创新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发展,也颇有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庆云考察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情况,指出:中科院近代史所成立于1950年5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研究机构。所长范文澜在组建研究队伍问题上,着重培养年轻的新生力量。通过从北大、清华等名校挑选研究生,为近史所后来的发展奠定根基。但总体说来,1950—1960年代近代史所在人员编制上缺乏长期稳定的规划,在人员建设上并未完全遵循渐进的模式,而是呈现大起大落的特点。在人才培养上,近代史所颇费苦心,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华东师范大学吴原元分析了旅居美国的中国史家对新中国史学会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看法,指出:对这套资料丛刊,旅居美国的中国史家高度关注。在他们看来,这套资料丛刊虽存在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外文史料收录存在严重欠缺等局限性,但总体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旅美中国史家的评述告诉我们,新中国初期虽是一个强调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但它同时亦可理解为史家以积极姿态介入现实需要的时代,这种基于现实需要的研究,既是史家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他们的研究亦蕴含一定的学术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尤学工考察了“文革”后的史学,认为:“文革”结束后,史学界的拨乱反正是从批判影射史学开始的。这场批判既是对以影射史学为代表的中国史学错误道路的纠正,也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反思和展望。从理论和形式上说,这场批判实际上还未完全摆脱“文革”史学的影响,但它展示了“文革”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塑科学性的追求。

当前我国的史学研究在日渐繁荣、多元化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北京大学沙健孙指出:对于西方史学研究中的动向,我们需要关注并进行鉴别。不加分析地抄袭或套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是有害无益的。坚持以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系统地掌握和梳理第一手材料,认真地分析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我们才能把历史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扎实地推向前进。南开大学乔治忠反思当前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1978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史的研究虽然冲击很大,但也出现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其中最需注意的两个问题,就是对民国时期一些史家的评价与近代史学流派划分的方法与概念问题。近些年来,史学界对王国维、钱穆、陈寅恪、雷海宗等片面赞扬,违背事实,亟应反思与拨正。将近代史学划分为“史料派”和“史观派”,严重失实,而且容易掩盖近代史学发展中真正的主要矛盾。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之图新和守旧的矛盾,最后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主导力量。江苏大学范国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话语体系亟须进行新一轮的反思与重塑。而此时,回到马克思、史学危机论、历史虚无论等思潮皆次第出现,在其影响下,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通过思想归元、正面现实、反对虚无等阶段,逐步实现了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观、方法论、功用观、研究范式等方面的理论重塑与话语创新,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话语体系亦在20世纪末初步成形并逐步发展起来。

此外,也有学者考察了历史教育问题,如北京师范大学朱露川认为:历史教育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为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浓厚的历史教育底蕴。从李大钊《史学要论》到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史学”到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教育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突出的时代特征和学术内涵。

四、 唯物史观视阈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

当前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其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片面独断地歪曲历史真相,否定中国革命,抹黑领袖人物及英雄人物,危害颇大。学者们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危害等进行了批判。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北京大学梁柱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就是以偏概全,以点盖面,按照自己主观的愿望任意剪裁历史、夸大史实、捏造史实,因而他们必然反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有些学者为了否定革命,就制造了“阶级分析法不符合中国国情”论,这是根本违背历史实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大华强调称:历史虚无主义表现为三种形式:“翻案史学”,即做翻案文章,凡是过去肯定的则加以否定,凡是过去否定的则加以肯定,不是一分为二地做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假设史学”,即研究评价历史,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推理史学”或“虚构史学”,即作者得出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不是来源于对史料的分析,而是来源于作者的主观推论或虚构。

学者们还对“告别革命”论进行了批判。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希中认为:“告别革命”论中所显示的历史虚无主义观,违背历史主义原则,以主观、孤立、片面、假设的态度与方法来分析、解读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道路。这种错误的历史观主观臆断、东拼西凑、凌乱不堪,既无严谨的内在逻辑,更谈不上科学的研究态度,得出的结论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只是主观意志的反映。中国社会科学院龚云则称:在近代中国,革命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的历史运动,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随心所欲可以制止的,更不是由什么人随意宣布否定就否定得了的。这些人之所以贬损和否定革命,其目的就是从历史根据上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

历史虚无主义有极大的危害。武汉工程大学何景春指出:历史虚无主义者“戏说”“恶搞”党史、国史,解构党史英雄人物的崇高性,抹黑领袖形象,挑战认识底线,歪曲党史事件,混淆是非。为旧势力评功摆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严重伤害。它否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不仅造成党史认识上的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而且造成人们认识上的重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院周进则关注了口述史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认为有些口述史著作违背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准则,孤立、片面地采用口述史料,否定和放弃阶级分析法、错误运用史料分析法、夸大心理分析法,以实现其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丑化领袖和英雄人物、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

对于如何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浙江大学石向迪指出:学者从自身学科出发着手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面目,但受研究者自身研究水平和知识结构等方面制约,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历史虚无主义的双重属性决定了仅从某一方面对其批判是不够的,对现有研究成果和研究主体进行反思,整体谋划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国家、社会、个人等各层面需要合力同心,加强防范。

本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史家进行了广泛讨论,特别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作了有力批判,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讨有重要作用,也进一步提升了国内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水平。

作者张德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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